面對閣下的反問，左孝翰說道。
“這……可是現在新技術并不成熟，我們總不能因噎廢食吧，現在最重要的難道不是發展嗎？”
難道現在最重要的不是發展嗎？閣下不是一直在說最重要的就是發展嗎？
“沒錯，是發展，但是要看怎么樣發展，在好與快之間尋找一個平衡，”
李毅安一邊說，一邊打開計劃草案說道。
“相比于一四計劃通過工業的直接投資的建設，“二四計劃”的核心，是產業政策性指導發展。”
“產業政策性指導發展？”
“對，就是通過官方資助的方式，鼓勵企業進行創新性的技術研究，并將新技術應用于產業擴張上，而不是在舊工業架構內進行重復建設，這或許會犧牲一些經濟發展速度，但是從長遠來說，是有益于經濟發展的，當然，我們還需要制定一系列的產業政策來推動產業發展。”
制造產業政策引導推動經濟發展，在另一個世界有成功的經驗，日本算得上是全世界最喜歡搞產業政策的國家。50年代初，日本就提出了設備現代化和發展出口的目標，專門成立了“重型機械設備技術咨詢機構”，用來指導成套設備的出口。在隨后的十年間，日本先后出臺了‘機械工業振興法’、‘電子工業振興法’、‘輕型機械出口振興法’、‘成套設備出口振興臨時措施法’。
每個年代都會提出10年之內產業發展思路，到了八十年代，明確提出，日本的追趕型現代化已經完成，要以技術立國取代貿易立國，要以創造性知識密集化作為產業結構的發展方向。其實，同樣也是面對“煙囪工業”模式走到盡頭做出的決定。70年代小日子的日子也不好過，一樣的接連多年的經濟負增長。
有了這些前車之鑒，李毅安當然知道應該追趕什么。
“我們并不僅僅只是實施追趕型現代化國家發展戰略，同樣也要在追趕中，抓住技術變革這一彎道超過的機會，利用搶先優勢，緊抓科技發展，實現科技上的創新突新，并以此來帶動南洋的經濟發展。”
其實，現在別說是俄國，就是歐美各國同樣也存在著嚴重的“路徑依賴”，他們仍然沿著“煙囪工業”的方向前進著，全力發展鋼鐵、機械、金屬等傳統重工業部門，而對于微電子、新材料、生物工程技術等現代高科技反應不敏感。所以大家都在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陷入了“陣痛”。
舊工業不消失，新工業便無從興起。西方能夠從陣痛中走出來，完全是市場經濟的自我調節性表現，也就是所謂的“創造性的毀滅”。
但是在這個過程中，有大量石油美元注入的俄國卻沉浸于買買模式中，從而錯失了發展良機，最后與美國在科技上的差距越拉越遠。
因為了解這段歷史，所以，李毅安才會提出緊抓科技發展，不是為了避免陣痛，而是為了……利用搶發優勢，實現彎道超車。
從五零到七零，這可是二十年的發展機遇期。
緊跟在歐美屁股后面看著尾燈追趕……有直接超車爽嗎？</p>